前7月的数据显示浙江东方一部分企业的出口额同比下降了5％～6%。“这两个月略有好转，年初下降了10%。”浙江东方一位高管表示，从前7个月的数据来看，他们对今年增长的预计是“不增不减，与去年持平。”

记者了解到，在外需不振的现实下，制造业企业除了想方设法节省成本挖潜力外，还迫切需要一些法规松绑。

出口动力减退

成立于1988年的浙江东方是浙江国贸集团1997年在上证所上市的子公司。谈到现在的增长动力不足，浙江东方的高管对记者表示，主要是外需恢复的问题。“前景如何，很难判断。”

浙江东方旗下的纺织服装几乎100%出口到美日欧和澳大利亚。

这两年，不断攀升的国内成本成为东部沿海外贸企业的发展瓶颈，而人工成本是最主要的构成部分。

上述浙江东方高管表示，人工成本上升太快，每年以10%～15%的速度上涨。江浙一带一线工人的月薪，4000元是起步价，如果有加班，起步价则需要再加1000元。而东南亚、土耳其、墨西哥、北非相对便宜的劳动力，使得其产品价格颇具优势，对中国产品形成了价格压力。

正在减少的人口红利是外贸企业必须面对的事实，不过大概还可以维持10年，上述浙江东方高管认为，在这10年间，中国制造业还可以继续享受人口红利带来的馈赠。但他们也认为，10年后，中国的劳动人口在逐渐减少，传统商品的生产相应也会减少。“中国要继续发展，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势必要淘汰一部分产品和行业，这个可以理解，也是进步的标志。”

浙江东方几位高管均认为，目前中国的制造业转型阶段跟现有的生产能力相匹配。但在这个不太好过的转型过渡期，小企业会想尽办法在税收和用工上避免成本的上升，而国有外贸企业则全部按国家规定来，运营成本高。

而自今年初汇率开始双向波动、人民币又进入贬值通道，这也让浙江东方的对冲等避险操作难以判断。“利率波动没法判断，接下来也很难判断。”他们向记者表示。

浙江国贸集团旗下另一家从事服装服饰进出口贸易的子公司也称，今年前7月，账面上的外贸出口与去年同期相比没有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这家子公司增加了大宗商品棉纱的进口以降低成本。

该子公司的负责人向记者表示，目前在中国的纺织行业，最困难的就是纺纱行业。粗粗估计一下，有50%倒闭。这主要来自国际市场低价格棉纱的竞争。国内的棉纱价格高于国际2000元～3000元／吨，等于原材料成本直接高出10%。

企业呼吁再松绑

为了稳外贸增长，今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19号文)。外贸企业人士对19号文的评价是“很全面”。

19号文中提到了关于服务贸易的支持措施。5月份文件下来后，浙江某家大型外贸企业就前往海关和税务沟通，但却没有得到积极的反馈。这家企业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了渴望政策操作层面作出一些改善的愿望。

作为主管进出口的横向部门，部门之间有自己的规范和制度。上述企业负责人也明白，像19号文等其他促进外贸增长的文件里写明的加快退税，在现有环境下操作不易，因为每个部门的操作流程其实是早就规定好的。

对这家企业来说，造成出口退税慢的原因是税务部门纠结于原产地不同。

“江苏和浙江有什么区别呢？还要追溯到报关地点重新更改产品货源地。这样一来周期就很长。不给退税，我们就白做了。”这位负责人表示，目前的利润点低，退税的返点足以涵盖利润空间。还有些此前合作的加工厂倒闭了，税务部门去调查后，说无法核查，出口退税就退不了。

“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东莞那边每次都会询证，每次询证都一两个月。”该负责人对产地退税很不理解。

他举了一个例子。上半年，该企业申报给省税务局申请出口退税后，省税务局给下一级的市税务局出示函调。

该企业上半年在浙江诸暨一个加工厂采购产品出口，这个加工厂偏偏此时歇业了。而企业的交税证明又必须加盖企业印章。该外贸企业犯愁，上哪找这个已经歇业的企业印章呢？如果没有印章，退税就没有。幸运的是，这家外贸企业在诸暨当地税务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该加工厂管印章的会计。

此外，海关对外贸企业的查验率也比较高。“送上去查验之后再通关两三个月。生产企业就快，一个月之内就可以。外贸企业各方面都不如生产企业的待遇。”

涉及到海关对出口企业的调降等级方面，外贸企业也希望能执法规范，并且不能跟生产企业一个标准。如果出口产品涉及到的税则号比较多，其中有一票、两票(单据)产品出问题，只是采购商的外贸企业则会被降级，成本就会大幅上升，因为查验率和退税检查的严格程度都会大幅上升，甚至是正常的产品也通不过。

而在海关出口退税的归类上，对于既可以归在a类、又可以归在b类的产品，海关一般会选择按出口退税率较低的类别给予退税。

上述外贸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同样是建材产品，如果归类到小五金类的话，退税差别有三四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