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通知》内容来看，国家仍在鼓励车企和相关企业提高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系统能量密度、整车能耗要求以及纯电动乘用车的续驶里程。但与2018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相比，今年的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力度进一步加大。以纯电动乘用车的补贴标准来看，不仅“拿”补贴的续航里程标准大大提升，电池组的能量密度要求也有所提高。与2018年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相仿，《通知》设置了三个月的过渡期，比2018年的过渡期少一个月；过渡期结束后，地方补贴将取消。
四部委在《通知》中表示，此次政策有三大目的：稳步提高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系统能量密度门槛要求，适度提高新能源汽车整车能耗要求，提高纯电动乘用车续驶里程门槛要求。
续驶里程250公里以下无补贴
社保缴费基数将迎来大变动。3月2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核定调低社保缴费基数。为何要降低社保缴费基数？这会给企业和职工带来哪些影响呢？
核定调低社保缴费基数
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各地由过去依据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改为以本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加权计算的全口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核定缴费基数上下限，使缴费基数降低。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可在本省平均工资60%—300%之间自愿选择缴费基数。
据了解，一般情况下，职工的社保缴费基数是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但是，工资收入较低和较高的参保职工，则要按照各地每年公布的社保缴费基数下限(平均工资60%)和上限(平均工资300%)作为自己的缴费基数。
而在核定缴费基数上下限的时候，多数省份是以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来确定，而不包括工资水平低的私营单位。这样一来，每年社保缴费基数上下限都会随着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上涨而提高，个人和企业的社保缴费也会水涨船高。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对中新网记者表示，社保缴费基数与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挂钩，但其统计口径主要是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水平比较高。按照这个基数缴费，社保负担就比较重，很多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因此交不起社保，员工也就无从享受社保待遇。
二线城市人才争夺战
进入2019年，一场由二线城市率先发起、持续两年多的“抢人大战”再度升级。
2月27日，南京市发文，将自2018年3月1日起执行的《关于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来宁落户的实施办法（试行）》继续试行一年。
不止是南京，进入2019年以来，多个城市继续加码人才政策。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3月1日，在2019年发布各种人才引进与落户等政策的城市已超过20个。
随着学历落户门槛继续降低和放宽购房、投资纳税落户等条件限制，中国户籍制度改革进入“快车道”。
国务院参事、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马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城市放宽落户条件是必然趋势。马力认为，如今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步消退，老龄化日益严重，人力资本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中国未来发展靠的是人才红利。
不过，宽松的落户政策所带来的人口增长，使得多个城市房价出现反弹。随着更多城市跟风加入，人才新政也面临着是吸引人才还是刺激楼市的争议。
“强省会”战略
3月17日发布的《西安市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宣布，在2018年年末，西安常住人口首次突破1000万。
在动辄百万的引才规模之下，人口争夺成为城市竞争的新形式，以西安、郑州为代表的新兴二线城市几乎是举全市之力引才。某种程度上，城市间“人才争夺战”已从抢人才变成了抢人口。各城市亦拿出“真金白银”，从租房、购房、生活等方面提供补贴，以吸引更多人才流入本地。
有分析认为，以省会城市为代表的二线城市，在今年引才力度空前，体现出这些城市的“人才焦虑”。
首都经贸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智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所谓二线城市的“人才焦虑”，本质上是这些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焦虑。恰恰是这种发展焦虑，使得二线城市想通过人才新政，让城市短期内在经济增长、财政性收入增长等方面取得进展。
从过去拼GDP、拼招商，到如今拼抢人才，这种变化的背后，体现出二线城市在产业转型、布局新经济新业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方面存在诸多现实难题。此外，未来城市的发展将更多依靠创新来驱动，人力和土地成本退居其次，人才储备成为城市间竞争的核心要素。
不同城市对人才的需求也存在“线际”差异，相比于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在吸引高端人才方面处于竞争劣势。
南京作为较早加入“人才大战”的二线城市，高端人才稀缺一直是其人才资源的突出短板。南京一位负责人才工作的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南京其实并不缺普通人才，真正缺的是顶尖的领军型人才。
在南京市委党校市情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辉龙看来，高端人才一定是在顶级城市间对流。南京的现状是，顶尖人才落地需要时间来构建产业基础，南京的人才集聚效应也难以匹敌一线城市。
江苏社科院科研处副处长、研究员丁宏向《中国新闻周刊》描绘了一张南京紧缺人才图谱：南京科教资源丰富，基础性研究人员较多，但同产业发展和创新结合比较紧密的人才比较缺乏。其次，南京目前依旧比较缺乏“能够站在世界科学高峰”的顶尖科学家。此外，能够对科研成果进行转化的科技型企业家，特别是在新经济业态领域有影响力的领军型企业家稀缺。
南京市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学者认为，随着这两年进入一个以省会城市为引领进行发展的新阶段，合肥、成都、西安等省会城市都是在“强省会”战略下崛起的。南京加入“抢人大战”，也因为它面临着来自其他兄弟城市的压力。近些年，成都、武汉、合肥、兰州、贵阳等省会城市在所在省份经济规模所占比例快速上升。
反观江苏，多年来苏州的GDP总量一直领先于南京。据媒体报道，2018年，南京在江苏省中的经济总量占比为13.8%，位列全国省会城市占比倒数第二。有学者分析称，南京市域面积相对较小，民营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偏弱，苏锡常稀释了省会城市的能级，造成南京集聚力差，首位度不高。
实施“强省会”战略的因素，在中西部省会城市上显得更为突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彭智敏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发展阶段不一样，在中西部进入到工业化后期之前，区域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增长极，以增长极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由于每个省份最好的研发、高教、金融等要素资源主要集中在省会，因此如何突出省会的带动引领作用就十分关键。
数据显示，中西部省会的首位度普遍高于东部沿海省份省会城市的首位度。首位度是一个学术提法，指的是一个地区人口规模第一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的比值，用来描述首位城市在全域范围内发挥影响力的程度。
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原来中西部一些后发的因素，如今却变成了优势，比如地价、劳动力等成本都比沿海大城市低。在沿海大城市的高昂成本之下，很多人才、劳动力也会考虑性价比，留在中西部就近就业，首选就是中西部的强省会城市，如郑州、武汉、成都等城市。
此外，以镇江、襄阳等为代表的三四线城市也加入了今年的“抢人争夺战”。一方面，随着一二线城市人才政策不断加码，人才资源在这些地区形成“人才池”，正加剧三四线城市的人才流失；另一方面，三四线城市的人才引进也被看作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经步骤，对农村人口城市化是有利的。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呼吁，城市引才应避免一哄而上、盲目跟风。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土地资源与房地产管理系教授赵秀池认为，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人才大战”，不能片面地只看成是盲目跟风，其背后恰恰是反映了一个大趋势。
张智新则认为，目前的“人才大战”中，一些城市出台的人才新政是一种靠指标或者是为出政绩的一种临时性制度措施，若没有后续政策跟进和配套，想长期留住人才肯定是不行的。此次各城市加入“人才大战”应看成是一种政府行为，而非市场行为。
除了针对高端人才的争夺，越来越多的城市普遍将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人口作为争取落户的对象。一些二线城市人口将迎来新一轮快速增长，未来城市的人力资源将得到较大改善。
2月13日，西安又发布落户新政，门槛再降，这是西安两年内第七次调整落户政策，而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辽宁省沈阳市、江西省南昌市早已将落户门槛降至中专学历。
一些城市还提出明确的量化指标。如长春市提出今年落户人数力争突破8万人，增长5%以上；武汉市要在2018年实现40.6万名大学毕业生留汉基础上，提出今年新增留汉大学毕业生25万名。
多位受访学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多地放宽落户条件，将进一步促进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
据中原地产数据统计显示，南京、合肥、成都等城市均在2018年落户超10万人。此外，长沙、武汉、西安、郑州、合肥等城市均明确提出未来5年引才百万的目标。
近年来，以省会城市为代表的二线城市中，不少城市有着对城市规模和能级发展升级的考量。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类似西安这样冲击“千万人口”的城市，是因为城市人口达到相应规模就可以得到相应指标，“指标意味着获得相应的资源配比，包括财税等等都会有相应的好处”。人口的增长对城市而言意味着获得劳动力资源和潜在消费力，从城市发展角度来说，引入人才已成为必选项。
2月21日，公安部召开全国治安管理工作座谈会，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在会上讲话时表示，除落户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迁移户口实行审批制外，积极探索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退市制度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制度之一，检验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边界，它的完善能够实现优胜劣汰，形成一种合理的价格发现机制，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力度。如果企业能够在强制退市之前主动退市，并提出相应的投资者保护办法，这也是敬畏市场、敬畏法治的行为
近日，*ST上普发布公告称，将寻求以股东大会方式主动终止在上交所上市。退市难多年来一直是A股的老问题，*ST上普此举，主动退市并给予股东以现金选择权，无疑具有示范效应。
*ST上普是普天集团旗下企业，为国内最早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之一。2015年曾一度因充电桩、新能源等概念被爆炒。由于2015年至2017年连续3年亏损，*ST上普股票已于2018年5月底被暂停上市。
退市制度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制度之一。很长时间以来，我国股市退市制度“退不通”，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后宫连着前朝”，上市公司因其具有丰富的融资手段等优势，成为地方的“香饽饽”。而且，一个地区上市公司的数量，往往是该地方的政绩之一。地方上对“保壳”的动力以及市场对“保壳”的预期，使得“炒壳”“借壳”成为A股一大顽疾。
优胜劣汰是成熟的资本市场特征之一。以美国为例，自2001年以来，纽交所平均每年有128家上市公司退市；纳斯达克市场年均303家退市，年平均退市率分别达到6%和10%。然而，从2001年至2017年，A股共有93家上市公司退市，年均退市率仅为0.33%。
2018年，《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修订版出炉，指导沪深交易所发布《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明确了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具体违法情形和实施程序，新增“五大安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同时加大退市监管工作力度。可以说，随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以及A股退市制度改革大幕拉开，退市开始“动真格”了。尽管退市机制在实践中仍可能会有一定难度，退市制度常态化还需一定时间，但终究会渐渐成为一种趋势。
主动退市，可避免退市整理期的股价波动，减少因强制退市给中小投资者带来的损失，缓解了退市过程中的各方利益冲突。另一方面，这有别于强制退市，主动退市可回避一系列繁琐的退市流程。根据退市制度安排，存在强制退市可能的上市公司，在触及强制退市指标前主动退市，在消除可能导致强制退市的情形后，可重新申请上市。可以说，企业自愿退市是市场化机制在起作用，益处颇多。
退市制度检验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边界，它的完善能够实现优胜劣汰，形成一种合理的价格发现机制，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力度。如果企业能够在强制退市之前主动退市，并提出相应的投资者保护办法，这也是敬畏市场、敬畏法治的行为。同时，对于投资者而言，过去“炒壳”、博重组的“老套路”已渐成明日黄花。企业主动退市，给“老套路”多增不确定性，某些操作更需要三思而后行。（经济日报记者 祝惠春）
